但他又会深感到我们的习惯思维与言语方式太容易坠入现成化和对象化的窠臼了，在此如履薄冰的感受中，其言必訒。

中国的人群大众并不像伊斯兰国家的人群大众崇拜穆罕默德、欧洲的人群大众崇拜基督耶稣一样地崇拜孔子。说话忘了情，不觉的动了手，也就顾不的死活。

更有时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恶，说这原非圣贤之判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奥，不过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在这个方面，孔子不属于所谓宗教的创立者那一类人。……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与毕达哥拉斯的十进制的数字表示法和几何图象不同，易象是二进制的阴阳爻线的位置排列。而且，此书的主角贾宝玉也是一个厌儒而喜道、入佛的异样孩子，被近代不少评论家们视为反叛儒家的典型。

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出来，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因此，与春秋时代国际交往中引《诗》以达意的风气相应，但又深化之，孔子不但本人爱引诗，而且特别鼓励学生创造性地诠释《诗》，以造成领会礼和其他技艺的情境与意境。〈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15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淮南子•齐俗训》），至百家争鸣――汉志所录成一家之言者达189家。在此并非自明性地存在一个所谓哲学的开端――在以往，正如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所树立的典范[4]，将印度和中国排除在哲学之外[5]，从而所谓哲学的开端直接就等同于西方哲学的开端――而是需要在探求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哲学等诸种实存哲学之开端后，来归纳哲学的开端，由物指而达于指。由求知者与巫史、论自然者与应帝王（《庄子•应帝王》）者比较上形成的差异，似乎也有助于说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不同。

最早的哲学先驱们，大多是天子或诸侯的大夫或史官，属于劳心者，不会有不暇思索的情况。这时，哲学就真正地破土而出了。

换句通俗的话说，上天是要考核有国者的，考核的标准是敬德与保民。重建这个一度失去的语话系统，也就是回归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家园。其实只要破除了他那以哲学为人类思想之至尊的文化观念，我们也可以接受他的意见。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哲学史家们从两个方面来解释这个问题：第一，一定是人类理智得到足够的发展，发展到足够使人们尝试运用自己的理性，可以摆脱对宗教的依赖，可以独立地进行思考。

再往前走一步，人们会认识到上天根本不管用，根本决定不了人间的事情，下民之孽，匪降自天。这种理论同诗和信仰交织在一起。中国哲学思维的特点，则可以归结为以抽象来思考形象。他们是天子或国君的官员和顾问，是帮助出谋划策和执行政策的人。

故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天命观念的演变，并非是天命观念的衰落。正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凡爱好神话的人也就是爱好智慧的人，他们都在探索惊异，只是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方式。

当我们讲到东方哲学时，我们应该要讲到哲学。商纣王就曾慨叹：呜呼。

[19] 梯利著《西方哲学史》，第7页。相较于西方的哲学史家，中国学者似乎更有文化追因的热情与执著，在甲骨、金文中寻找古代文化母体中所包含着的哲学胚胎，不断出土的考古发现为这种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和论据。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19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我们只是附带先提到它一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就在中国学术自身的话语系统之中。

[24] 彭永捷《智慧的故事•结语》，向世陵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从上述解释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哲学的成长，但还不是突破。

（《国语•周语》）其余与此同类，不再一一剖析。西方哲学思维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以抽象来思考抽象。

李泽厚、陈明：《浮生论学》第15至20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在这一点上，早在亚里士多德就为此定了调：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

他说：哲学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出发：即当一个民族的精神已经从原始自然生活的蒙昧浑沌境界中挣扎出来了，并同样当它超出了欲望自利的观点，离开了追求个人目的的时候。[26] 黑格尔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又说：我们所以对希腊人有家园之感，乃是国为我们感到希腊人把他们的世界化作家园。这种化外在世界为家园的共同精神把希腊人和我们结合在一起。

从这点看，宗教母体中虽然培植了人文的力量，但中国人走上哲学之路，是因为宗教神学之路再也走不通了，他们是被动的，是无可奈何的。深受启发之余，尚不免有惑：此两种说法如何折衷？何者更能圆融地解释问题？由于从事中国哲学通史教学和参加编撰相关教材缘故，不免就此问题反复思之，今结合学界一些已有成果，更引申之，冀求一解自安。

〈美〉梯利著，伍德增补，葛力译：《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序论，第15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以上所论，是以西方哲学开端为参照，形成一个哲学在宗教母体中成长与突破的假说，然后以此来验证中国哲学之开端。

哲学是希腊人的骄傲，是欧洲人的精神家园[26]。只有以理性代替幻想，用智慧代替想象，摈弃超自然的动因作为解释的原则，而以经验的事实作为探究和解说的基础，这时才产生哲学。

但问题在于，这些注重自然、注重形式的内容，因为离治道较远，终究没能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12] 见〈美〉杰勒德•威廉•房龙著，朱子仪译：《房龙传》正文前的插图，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实际上，受西方哲学史研究成果，尤其是作为德国古代哲学代表人物的黑格尔影响的中国哲学史界来说，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及其他著作中所表达的对哲学起源的理解，已经作为主要参照物，渗透到对中国哲学开端的解释之中。从古老《吠陀》经典中衍生出来的各种学说派别，是印度人的骄傲，是印度人的精神家园。

西方哲学产生的另一个条件是惊异，这在讨论中国哲学产生时，同样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在第一个方面，哲学家们的看法基本一致。

他们的身份是大夫或史官，他们探讨天人物我不是出于爱好，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尚书•洪范》），而是职责使然。[16] 梯利著《西方哲学史》，第7页。

[13] 参阅〈英〉泰勒主编，韩东晖等译，冯俊审校：《从开端到柏拉图》(〈英〉帕金森/〈加〉杉克尔 总主编，冯俊 中文翻译总主编：十卷本《劳特利奇哲学史》，第一卷）罗宾•奥斯本 所撰第一章《城邦及其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6] 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凡爱好神话的人也是爱好智慧的人[17]。